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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陕甘回乱
来源:瞬间新闻网 时间:2016-02-12   点击发表评论


文章提交者:看劒___问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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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劔]问江湖话说陕甘回乱,其时在同治元年就已经有所征兆了,西北诸省是我国回族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区,而同治元年(1862年)以前,陕西省又是西北诸省中回族人口分布最集中的省份之一。,1850年陕西人口总数为1210.7万人,而《秦陇回务纪略》卷1谓“陕则民七回三,甘则民三回七”。所谓“民七回三”亦为大略之数,以此为基础来推1862年以前陕西的回族人口大约有150万——200万。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署理陕西巡抚毕沅在奏折中谈到陕西回民情形时道:“查陕西各属地方,回回居住较他省为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府属之南郑等州县回民不下数千家,俱在巡抚衙门前后左右居住,城内礼拜寺共有7座,其最大者系唐时建立。西安回民大半耕种、畜牧暨贸易经营,颇多家道殷实,较其他处回民稍为体面”到19世纪中叶爆发回民起义时陕西渭河两岸到处都是回回村庄和堡寨,甘肃东部的宁夏至平原千余里,也尽是回族村庄,西部的河州(今临夏)、狭道州(今临洮)、清水、张家川、河西、西宁、大通、民和、化垄门源等地也都成为回民聚居的地方。中国回民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格局,自形成之时,就于汉族同处一地,由于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不同,使双方的误解,隔阂日趋加深。特别是西陕甘地区“回汉杂居,俗尚各别,睚眦小忿,本人情所不能无。”回、汉两族对于这种因习尚绝殊而导致的“龃龉相仇杀,(亦)视为固然者久矣。”咸丰八、九年间,有些县分就发生大规模的回汉持械殴斗的事件。然而,朝廷却利用这种矛盾,采取以汉制回的政策,处处偏袒汉人,“凡争论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汉人复持众欺凌,不知回性桀骜,亿万同心,日积月长,仇恨滋深。”此外,在政治上回民也受到重重压制,“刑部自宪庙以来,屡奉堂官严禁,虽皂卒亦不许一回杂入。”当权者在分折这次战争的起因时亦指出,“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起衅之故实由汉民。”太平天国起事后,各地都兴起了团练,俗称为勇。清代的勇与兵有严格区分,勇是团练即民兵,兵是正规军。咸丰末年,为了对付太平军,河南巡抚严树森曾招募了六百名陕西回勇往开封协防,事毕后回陕遣散,为陕西团练大臣张芾所留用。适逢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勾结捻党,在同治元年从河南经由武关入陕西,陕西大乱,这批被征的回勇乘乱散走。一批原籍同州、散伙归家的回勇走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圣山小张村,有个回勇看上了村边的竹子,主人姓王的园主商定,每斤铜钱20枚。正在砍竹子时,主人的父亲来了。老头得知卖竹子的情况后,觉得价钱低了,想反悔。但是,老头不是责怪自己的儿子不会做买卖,而是诬陷砍竹子的回勇是偷竹子,双方发生了冲突。恐怕谁也没想到,这一冲突,竟然导致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乱。按照当地官府的规定和民间的习惯,一旦发生盗抢案件,有“鸣钟告警”一说。竹子买卖双方发生了冲突,按主人的一面之辞是“偷”而不是“买”,打盗贼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于是,随着鸣钟聚集而来的当地团练,不分青红皂白就大打出手,一下子打死了两名砍竹子的回勇。这一下,麻烦接踵而来。被打死人一方的回勇,当然不服气。但是,这些回勇还算通情达理,他们不是以牙还牙,而是到华州官府去告状,希望官府能主持公道。而当时的华州知州濮尧则认为是回民“越界砍竹”恫吓说,“尔回子与长毛勾通谋反。打死一回即少一贼”不但不追问被告打死人命责任,反将告状的回民重责数百,赶出州衙。并且声言:“向后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知州的话语,在传播中,被变成了“打死回民不必经官”,无疑是火上加油。说起来,这些回勇也不是想闹事。地方志记载这次冲突道:“官长不为伸理,且为汉人作主,有打死回民不必经官之谣。当此之时,回民亦俯首帖耳,不为少动。”华州衙门的捕快班头秦英,也是个回民,对知州大人的偏袒极为不满。于是,秦英有心帮这些受了冤屈的回勇一把,他把回勇带到城外的回民村居秦家庄,与村里的回民一串连,打算结队到州衙请愿。至此,回民尚没有反叛的打算。“亦俯首贴耳,不为少动”,但待到太平军进抵渭南赤水镇,华州团练邀约华阴乡团齐集华州,准备合力堵御,秦家庄回民情愿的消息传开,就变成了“回回要造反”了:“回民将作捻匪(太平军)内应,必先除去内患,然后再堵贼匪。”于是二华团众,开至华州回民聚居的堡寨枣秦家村,称“回民造反,先行剿洗”,秦家庄被团练血洗,又放火烧毁了秦家村清真寺及周围的回民村庄。事情便越闹越大。华县县志稿卷三建置志云:“回族冬春牧羊,践踏田禾,与汉人冲突。咸丰八、九年,械斗尤烈。自回族在圣山砍竹,州牧濮圭又右汉左回,堂谕云:‘汉伤回民,十以一抵,回伤汉民,一以十抵。’快班头秦英,回族也,忿忿下堂,谋变愈急。嗣后华山团长白祥生,合渭邑团长张映兰,缉诛回民十七人于麦田。诛回谍于白泉铺,回民纷纷北渡,秦家寨,也家滩焚烧一空,遂有回族大祸。”此后,渭南的冯元佑带领万人团,“将回村不分良莠,一概剿洗”。华州、华阴团练剿洗了秦家村一带的所有回村,又四处递鸡毛传贴散发:“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必将回民歼除净尽,回房烧毁不留”这样,汉民称“回回造反”,回民说“汉人灭回”,一场残酷剧烈的民族冲突开始迅速蔓延。据《秦难见闻记》记载:“先是同州(今大荔)所属地方见回即杀。自宝绅格杀勿论之告示出,于是霸桥、斜口、新丰、水沟、蓝田一带,亦如同属”。巡抚令“曹继堂往东劝谕,至斜口见奸民(团练)气势凶恶,截杀往来回民,因谕之曰:‘汝等不享平安,而多杀无辜,此取祸之道也。一旦回民复仇,汝其无噍类矣。’答曰:‘我等众逾十万,粮支数年何怕之有。’五月十六日,朝廷派原任江西、安徽巡抚兼陕西总团练张芾携同西安回绅马伯龄,临潼知县缪树本、绅士将若纳,和其侄孙张涛等,前往渭南等处“安抚”,张沛等随带团练20余人,由省城出发,经高陵至临潼,再由新丰渡渭河,于到临潼县境之油房街后,召集回民进行劝谕。结果谈判破裂,回民杀死张芾(张芾是去平抚回民的,却在轿子里放有“剿回”的传帖).于是汉民和回民之间的武装仇杀沿渭河流域迅即展开。关中各县,有的是回民先起来反抗汉民,有的是汉民团练先起来洗劫回民,整个关中东部,处于民族仇杀之中。如渭北的耀州、富平、高陵、同官,是汉民先向回民开刀;而临潼、渭南、同州、大荔、华州、华阴一带,则是回民占了上风。陕西西安、凤翔二府,及其它州县的回民被成县成乡成村的遭到屠杀,有些县城内,所有回民无一幸免.而回军所到之处,也是生灵涂炭,烧杀抢掠,伤及无辜.整个关中地区,在腥风血雨之中。首先起义的是陕西回民,同治元年太平军陈得才率部攻入汉中,进逼西安。在渭南、大荔等地的回民迅即响应,爆发****。起义领袖是伊斯兰教阿訇(经师)赫明堂、洪兴、任武等。暴动迅速由东向西蔓延到华州(华县)、三原、凤翔、长安等地。元年八月,甘肃回民首先在固原州暴动,响应陕西回民、然后扩展到秦安、宁夏、河州(临夏)、狄道(临洮)、西宁、肃州(酒泉)等地。回军很快就控制了甘肃省大部地区。这时中原战事正紧,原想调荆州将军多隆阿入陕剿回,因为受太平军和捻军的牵制未果。后来调直隶总督成明,带领素称精锐的“京兵”入陕,不想才过黄河,就被回军杀得大败而归,使“京兵”英名扫地。不久,再派胜保来剿回,此公以前在江南征讨太平军时,是常败军,曾国藩等戏称之为“败保”。“败保”公到了陕西,把军事不放在心上,还胡作非为,人民怨声载道,告到上面,于是两宫太后赐令自荆这时的朝廷还算能维持一些政纪、军纪。同治二年,多隆阿部队攻占了回军多处据点,残酷野蛮地血洗、屠杀回民,老弱妇女都不免。在攻占最后一个据点时,多隆阿自己也中弹身亡。但是陕西回军和入陕的太平军余部在陕不能存身,纷纷逃入了甘肃,使甘肃回军势力更盛。回军在甘肃有四大据点:南有巴占鳌,据河州和狄道州:北有马化瀧,据宁夏、金积堡;西有马尕三、马桂源,据西宁;西北有马文禄,据肃州。进入甘肃的陕回领袖马正和、白彦虎等以宁州(宁县)境内的董志原为基地,拥有30万回军,势力及于庆阳、凤翔等甘陕边界一带。当时甘肃有三个地带是在回军控制之下:一个是以平凉为中心,北至宁夏,南至秦安。另一个是以河州为中心,西至西宁,东至狄道。再一个是肃州以东的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是陕、甘、新的交通要道,宁、灵一带是左翼,河湟一带是右翼。肃州是通往新疆的门户。朝廷如要收复新疆,必须首先打通河西走廊,收复肃州。要收复肃州,必须先肃清宁灵、河湟左右两翼。陕甘汉回仇杀,使回汉两族人民都遭受重大牺牲。这是当地官员长期压迫和沙俄长期渗透挑拔民族间仇恨的结果。不过叛乱回军的领导权很快就落入了受俄国指使的国家败类的手中,这些回军叛首还与占据新疆的敌人勾结,甚至投靠,其目的是借外敌以自重,与官军抗衡,从而达到他们在陕甘保持割据的局面。就在同治皇帝任命左宗棠负责西北重任以前,朝廷也曾作过一些部署。那时太平军战事还没有全部结束,不能将善战的湘军西调,于是将四川布政使刘蓉(霞仙)调任陕西巡抚。刘是左宗棠的同乡、好友、以前二人同在骆秉章幕府共事。刘是位秀才,足智多谋,他和左宗棠同时被誉为“诸葛亮”。不久,江西境内太平军战事已近尾声,清廷又将杨岳斌调任陕甘总督。杨岳斌是与彭玉麟齐名的湘军水师统领,原名载福,因避同治帝(载淳)讳而改名。后来曾随左宗棠在东南作战。这两名湘军将领来西北后,局势不见好转。刘蓉在霸桥与西捻一战,几乎全军覆没,巡抚职也丢了。杨岳斌见形势不妙,也请病假告归。左宗棠到达汉口时听到这个消息,认为他二人虽有失误,还是可用之才,赶紧上奏请留下他们,但已来不及了,这也说明,湘军个别将领离开了统帅和大部队,独立一方,就难以成功,诚如胡林翼生前所说:“气类孤而功不成。”左宗棠接受督办陕甘军务的重任,心里很清楚,这是朝廷在危急之际,需要他、利用他解决一时的困难,并非对他有长远依靠之计。他与王柏心说:“朝廷所以用之者,不过责一时之效已耳。”他常常自己定下一个计划,并告诉夫人、儿子、朋友们:等这一阶段任务完成了,就决心退隐。可是当这一阶段完毕,紧接着下一阶段更重的任务又来临,他又不得不说:“我不去怎么办呢?国事如此,万无退避之理。”于是又抱着老病之躯,继续另一项任务。就这样,在那个多事之秋,一个任务接着一个任务,始终没有能卸下重担。在汉口,左宗棠顼等待由各地调集的军队,同时研究进兵策略。他向朝廷提出了用兵程序:“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这是一项正确而重要的军事策略。所以同治马上回复同意并授与全权处置。新疆是中国西陲,欲收复新疆,必先平定玉门关以内的陕甘腹地。新疆为外国侵占,对内地而言,甘肃成了西陲。欲平定甘肃,首先必须平定潼关以内陕西、河南等腹地的战乱。这就是说,欲收复新疆,必先平回;欲平回,必先平捻。回军占领了通往新疆的门户肃州和河西走廊,又和在乌鲁木齐自称“清真王”的妥得璘勾结;清军如不收复肃州,打通河西走廊,怎能出关呢?即使出了关,也不能保证军需接济和粮道畅通,还有受两面夹击的危险,那么,新疆只有放弃了,这是同治和左宗棠以及广大有为之士所绝对不能认可的。捻军在陕西、河南一带势力很大,东奔西窜,有时甚至逼近京畿;如果不先平定捻军,同样,清军是无法进入甘肃的,否则也是两面受敌。当然,更不用提收复新疆了。左宗棠到了汉口后,想起了一位好友,咸丰三年同在湖广总督署幕府的王柏心。王柏心十分器重和敬佩左宗棠,当左宗棠回湘阴东山隐居时,王柏心曾赠诗:“武库森然郁在胸,归来云壑暂从容。”一再劝他不要消极隐居,乱世中人才难得,应该出山为国家效力。当左宗棠受官文、樊燮构陷,再度消极时,王柏心写信劝他:“功高为人所忌,自古有之;听到诬蔑你的游词,就决定指衣还山,绝口不谈世事,以表明自己高洁,但此乃浅之为丈夫,非所望于达节之士也。”他家在监利,离汉口不远。左宗棠约请他来汉口会见,他们分别已十余年,二人本来都蛰居故里,现在左宗棠已是总督兼钦差大臣,王柏心仍然乡居,老友重逢,十分快慰。他们在汉口聚会的几天中,不单是叙旧,更主要的是讨论国家大事和西北用兵策略、作战部署等。他们二人有许多相同的看法,谈得十分投机。左宗棠后来平定新疆时采取的一项成功的战略——“缓进急战”,即用充分的时间作好各项准备,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速战速决,这项战略就是王柏心和他共同商定的。他们还一致认为,在西北作战,应采取屯田政策,因为西北粮食缺乏,军粮若全靠内地接济,迢迢数千里,运输困难,万一断粮,军队就不能作战了。屯田是汉代大将赵充国创立的办法,即兵士中一部分就地农垦,自己养活自己,这也是长远之计。对付捻军,他们都认为要用骑兵和炮车作战。因为捻军往来奔驰,避实就虚。专用步兵对付则追赶不上,应该用骑兵对付步兵,用炮车对付骑兵。他们又定“三路进兵之策”。王柏心和他商定的策略,不仅对陕甘军事有用,在收复新疆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在西征军的人事上,左宗棠也作了部署:除奏调刘典帮办陕甘军务外,又调广东提督高连升(果臣)率部来西北参战。另外,原属曾国藩统领的将领刘松山(寿卿)也奉调入陕,带领老湘军9000人,以后成为左宗棠手下的一员大将。与此同时同治帝命李鸿章为剿捻主帅,并督剿东捻,左宗棠负责征剿西捻。另外还有几支地方部队参加。一支是张曜的“嵩武军”,另一支是宋庆的“毅军”,这两支部队都是豫军,英勇善战。此外,山西按察使陈湜的军队也由左宗棠节制。在汉口休整了一个月,各路军队到齐了。左宗棠率部队离汉向西北进发。那时西捻军一部分已入陕,东捻一部分进入湖北,在天门、钟祥等地活动。左宗棠虽奉命剿西捻,但这时首先得对付东捻,部队到达随县附近,与捻军遭遇。捻军使用的是一些原始武器,在装备上远不及清军。匪军突然遇到炮车,惊惶失措,纷纷溃逃,被赶回河南,但是捻军人多势众,转移迅速,所到之处,造成很大威胁,不是轻易可以消灭的。甘肃回军得知西捻入陕,也大举进犯陕西。同治恐甘回入陕与西捻合流,又怕西捻再回河南,与东捻复合,就下令给左宗棠,命他务必将西捻消灭在陕西境内。左宗棠于是按既定计划,分兵三路入陕:由刘典率5000人由樊城入荆紫关;由高连升率4000人溯汉水入蜀河口;左宗棠自领7000人进潼关。当部队经过函谷,扎好营寨时,突然大雷雨,山水猛发,辎重被洪水冲走了一大半。大军进入潼关后,士兵又感染瘟疫,死了200多人,病的更多。真是出师不利。入陕的军队一方面要对付捻军,另一方面还要对付回军,虽然打了几场胜仗,但捻军采取的是“打了就跑”的战术,它的主力未被消灭。那年冬天刘松山的湘军和郭宝昌的皖军正在陕晋边界沿黄河西岸堵塞捻军,防止他们东渡,在宜川、交口之间突然遇到回军进犯,因此停下来与回军作战。就在这一天内,捻军大股趁此奔到黄河西岸。对岸的山西部队原来以为捻军缺乏渡河器材,暂时过不了黄河,因此不作准备,大部队都开往晋北去了。傍晚,刮起了一阵南风,黄河水冻成坚冰,捻军便从宜川西北的龙王辿,踏着冰桥进入山西。出其不意,一连攻陷了吉州、乡宁几个县城,山西全省大为震动,连京师也受到威胁了。左宗棠看到捻军进入晋冀,局势将更难收拾,命刘典和高连升留在陕西,自己亲率5000兵回师晋冀。刘松山和郭宝昌的部队也赶紧由陕渡黄河追来。这时局势起了一个有利于清军的变化,东捻军已为李鸿章平定,西捻军于是孤立了。朝廷立即命淮军、张曜嵩武军、宋庆毅军等会同湘军合剿西捻。西捻军东奔西窜,至1865年的8月,到定州,并有少数部队进犯保定;不久又到任丘、献县、饶阳,三月过吴桥,直犯天津,离京师已不过二三百里。捻军虽然声势浩大,造成威胁,但是究竟因为组织涣散,缺乏新式武器装备,又无明确的政略战略,强弩之末,终不免于失败。在清军几路追击之下,捻军被歼灭的、投降的、走散的越来越多。9月,张总愚带领残部由山东济阳向西,往临邑进发,官军从四面包围,走到徒骇河边,下起大雨,河水猛涨,淮军刘铭传部将捻军驱赶到河边,捻军无路可退,又无法渡河,张总愚遂蹈水而死。余部投降的投降,溃散的溃散,捻军就此全部被消灭了。就此进军陕甘的干扰因素已全部肃清,接下来就是肃清在陕甘的回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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